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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高公务员积极性也需政府转变职能

发布时间:2021-01-25 10:13:03 阅读: 来源:攻丝机厂家

提高公务员积极性也需政府转变职能

党的十八大以来,纪检部门大力反腐,极大地震慑了不端官员,弘扬了廉政风气,振奋了人心民意,同时,也引发出一些新的问题,其中比较突出的是在一些地方,基层公务员为了少犯错误,避免影响政治前程,畏难怕事,消极懈怠。在中国经济形势微妙,需要公务员奋发有为的关键时刻,身在其位却不谋其政,直接或间接拖累了地方发展,因而招致广泛的批评。  公务员懈怠表面上是明哲保身,骨子里则源于对自身隐性利益受损的不满。长期以来,一些地方和部门在国家规定的工资待遇之外,还增设名目繁多的津贴、补助、实物福利等,即使没有直接贪污受贿,也能多吃多占。所有这些性质暧昧的收入,积少成多,不但增加了公务员的实际收入,也抬高了社会对公务员职位含金量的期望。“八项规定”颁布之后,许多隐性收入或者不敢再发,或者大幅缩水,一时间许多公务员的收入水平确实明显下降。慑于中央要求之严明,基层公务员不敢公开抱怨,转而采取“消极合作”的态度,通过降低工作成效,表达内心不满,隐隐然还有施压于中央之意。

基层公务员如此行事,固然反映出其政治素质有限,忘记了“执政为民”的宗旨,但反过来也引出一个问题:公务员廉政勤政的内在动力到底何在?如能完全依靠政治觉悟的驱动,当然最好,但毕竟公务员也是人,需要养家活口,年轻人也需要存钱买房,政治觉悟之外,一份体面的收入同样必不可少。如果说,近两年大学毕业生挤破头一样参加国考、公考的情况已有明显改变,原因就在于公务员实际收入的下降,那么是否应该通过增加阳光工资,杜绝隐性收入,来确保公务员职位的吸引力和各级官员的工作积极性?  自古以来,中国的政治文化始终要求官员廉洁勤政,“公生明,廉生威”,汉朝选拔官员称为“举孝廉”,后世实行科举制,考取功名后能否得到任命,也要看个人口碑,比如,在家是否孝顺父母,在“乡绅自治”中是否处事公道,等等。传统政治虽然弊端丛生,但廉洁方正的清官不绝于史,也是事实。这足以说明中国社会具有“廉洁文化”的基因。令人难以接受的是,但凡讲到清官,往往形容为“两袖清风”:古人用袖管当口袋,钱放得多了,袖子下垂,飘不起来,而清官没钱,袖管空空,随风飞扬。有些清官死后甚至只有一袭草席裹身,令人唏嘘。  因为俸禄不够养家,更不足以支付幕僚等开支,所以,朝廷在坚持“低薪养廉”的同时,对各级官员“打擦边球”私下捞取好处,大多眼开眼闭,结果导致各种“陋规”层出不穷,明的财政开支省下了,暗的国家岁入被分流了,更坏的是民众的福利受到严重挤压,官员的品行节操也荡然无存。而且越是官员中饱私囊,朝廷越是觉得必须实行低俸禄,结果形成恶性循环。  就中国政府承担大量公共责任,公务员执掌巨大权力,其构成大多又是社会精英而言,如果公务员实际收入水平偏低,既难以维持队伍的稳定,也难以确保个人的积极性,还会因管理困难而带来成本增加。在某种程度上,加强廉政建设不是为了降低公务员的实际收入,而是为了让收入变得更阳光,更能得到公众的认可。就此而论,一些专家提出为基层公务员加工资,媒体上也不时传出国家将要出台相关文件的消息,不是不可以接受的。  问题在于,今日中国公务员称得上“人满为患”,如果一起加工资,只怕公共财政更成其为“吃饭财政”。何况大部分工薪阶层付出不比公务员少甚至更多,收入还不如公务员多,更不如公务员稳定。所以,公务员加工资必须同“精兵简政”结合在一起:把庞大的公务员队伍人数减下来,职务责任和工作强度提上去,然后才能既让财政承受得起,又让公众接受得了。  为了避免历次“精兵简政”流于形式的宿命,政府必须真正转变职能和职能履行方式,减轻实际承担的公共责任,尽可能将“凡是市场或社会能办的,就交给市场或社会”。政府管得少了,寻租空间小了,指望“三年清知府,十万雪花银”,发不义之财的人就不会蜂拥而至。到那时候,政府机构臃肿的毛病暴露得一清二楚,多余的职位和人员也会自然显现,清理职责,分流人员,减少编制,压缩开支,步步推进之后,这省下来的人头费和办公经费用于增加留在岗位上的公务员工资,即使金额上还有缺口,社会接受度上肯定会提高不少。  所有这一切表明,只要坚持“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”的根本方向,长期保持反腐的高压态势,改革政府将成为包括公务员在内全社会的共同利益所在,这一共识的达成将为全面、深入改革提供宝贵的社会氛围和心理基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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